<P><STRONG> </STRONG> 到目前为止，有八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按获奖时间顺序为：<br>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上海，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1岁；<br> 杨振宁：1922年生于安徽，美籍华人，1957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35岁；<br> 丁肇中：1936年生于美国，中学时代在台湾，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年40岁；<br> 李远哲：1936年生于台湾，中国台湾，1986年获诺贝尔获化学奖，时年50岁；<br> 朱棣文：1948年生于美国，美籍华人，1997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49岁；<br> 崔 琦：1939年生于河南，美籍华人，1998年获诺贝尔获物理学奖，时年59岁；<br> 达 赖：1935年生于青海，中国国籍，198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时年54岁；<br> 高行健：1940年生于江西，获奖的同年加入法国籍，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年60岁。<br> 从此表可以看出：在这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中，除一位（朱棣文）接受的是纯美国教育外，有七位（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达赖、高行健）青年时期接受的是民国时期“旧社会”的教育，而且是处于战争年代，而在49年至今的57年中，“新中国”培养的学生中竟然没有一人，这说明了什么？！<br> <FONT face=宋体><FONT size=3> </FONT>须知：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口只有约四亿，而在这</FONT>56<FONT face=宋体>年中我国的人口已翻了</FONT>3.5<FONT face=宋体>倍之多！为什么北大清华在和平时期</FONT>50<FONT face=宋体>多年，竟然不如腐朽反动没落的国民党在战乱中用微薄的经费支持摇摇欲坠的西南联大</FONT>8<FONT face=宋体>年！</FONT><br><br> 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请不要再对我说这是“诺贝尔评审委员会的偏见”！<o:p></o:p></P>
<P>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弘一法师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在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垒筑起中国战时文艺复兴式的高岗——<br> 在文学、艺术、诗歌、戏剧、电影、美术、音乐和哲学、史学、法学、教育、出版、新闻、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NOBR>心理学</NOBR>、宗教学、民族学以及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医学、农林、考古、工程、建筑等人文、自然、社会诸领域，学派林立，大师辈出。郭沫若、老舍、林语堂、茅盾、曹禺、梁实秋、谢冰心、田汉、胡风、巴金、夏衍、柳亚子、孙伏园、阳翰生、张恨水、骆宾基、萧军、萧红、安娥、孙师毅、曹靖华、朱生豪、伍蠡甫、梁宗岱、柳无忌、陈纪滢、赵清阁、陶百川、潘公展、肖同兹、邵力子、胡小石、卢翼野、陈望道、楼光来、张士一、臧克家、艾青、邹荻帆、史东山、郑君里、于伶、陈鲤庭、陈白尘、洪深、金山、赵丹、项堃、舒绣文、白杨、张瑞芳、秦怡、魏鹤龄、宋之的、司徒慧敏、吴祖光、黄宗江、凤子、徐悲鸿、张大千、张书旃、王临乙、傅抱石、潘天寿、关山月、李可染、陈之佛、吕凤子、丰子恺、林凤眠、吴作人、刘开渠、黄君璧、雷震、吴景洲、宗其香、特伟、丁聪、尹瘦石、庄子蔓、贺绿汀、郑志声、蔡绍序、马思聪、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宗伯华、汤用彤、张君劢、陈寅恪、唐君毅、冯友兰、贺麟、杜国庠、侯外庐、朱光潜、孙本文、言心哲、许德珩、柳诒徵、胡适、顾颉刚、朱希祖、翦伯赞、吕振羽、黎东方、邓初民、徐中舒、周谷城、蒙文通、商承祚、张伯苓、罗家伦、晏阳初、陶行之、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马寅初、潘序伦、章乃器、张知本、马洗繁、沈钧儒、史良、张友渔、马星野、顾执中、吴南轩、潘菽、程沧波、王芸生、陈铭德、欧阳竟无、太虚法师<FONT face=宋体>、邓子琴、何鲁、孙远光、郭坚白、柯召、郑行芬、吴有训、吴健雄、严济慈、吴大猷、张文裕、任之恭、周钧时、吴子方、任鸿隽、侯德榜、张洪元、付鹰、林一民、冯简、陈章、</FONT> 胡庶华、罗冠英、顾毓秀、茅以升、胡焕庸、张其昀、沙学浚、竺可桢、李四光、朱森、戈定邦、秉志、童第周、卢于道、<FONT face=宋体>梁思成、刘敦桢、谭垣、杨廷宝、梁希、金喜宝、李演泰、蔡翘、谢锡臻</FONT>……<FONT face=宋体>成千上万名中国知识文化艺术界名流及其子弟门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复兴，以及中外、中西文化的伟大遇合，留下一份分外丰厚深湛的文化遗产。</FONT><o:p></o:p></P>
<P> 西南<FONT face=宋体>联大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它的自由学风，这是联大留给后人的最大的精神遗产，也是最令后人向往和无限怀念的精神遗产。在这里，学生和学生、老师和老师、学生和老师之间可以无拘无束的探讨、争论。在这里，师生们惟真理是从，权势是没有市场的，老师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用自己的地位来压制学生。用联大师生的话来说：“那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时代”。据著名学者赵瑞蕻先生回忆：1939年秋的一天，他正在一间教室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原来是华罗庚教授和他的几位助教、学生，其中包括后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的徐贤修和钟开莱。他们在黑板前的几把椅子上坐了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他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只见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走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写着。接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的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师生越吵越有劲，大约吵了半个钟头，只听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搞自然科学的是这样，学习文学和研究人文学科的则更加自由。1938年第一学期开学时，哲学心理学系的学生殷海光选修了郑昕的“哲学概论”，这位曾师从“新康德主义”哲学大师鲍赫、对康德哲学很有造诣的教授，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凭着以前对殷海光的了解，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期终却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这学期，殷海光还选了他的恩师金岳霖的逻辑课，金教授又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的课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殷海光于是就去听王教授的课去了。在西南联大，学生上课不上课完全是自由的，只要你参加期终考试，照样可以得高分。如果你选了一门课，在学习过程中你认为这位老师讲得不好，中途完全可以退出，老师也不会说你对他不敬。沈有鼎曾开过维特根斯坦的一门课，一开始还有不少学生在听，到最后只剩下包括殷海光在内的三个学生。沈教授就索性带他们离开教室，到学校后边的花园去上课。美丽、灿烂的花丛下，师生们在这里兴致勃勃、启发讨论，在讨论中免不了争得面红耳赤，不知不觉或时已正午或夕阳西下。师生之间如此，同学之间如此，教授们之间也如此。沈有鼎也是金岳霖的弟子，他们有着深切持久的师生情谊。后来他们同为清华和联大哲学系教授，变为同事，但这并影响他们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一次逻辑研讨会上，谈到哥德尔的逻辑研究工作，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他的书看看，这时沈有鼎对老师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一般看来，这也许是学生对老师的不敬，但金岳霖不以为然，他欣赏学生的率真，以自然平和的语气说：“那就算了。”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所写的一段话，也许是对西南联大的自由学风的最好概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o:p></o:p></FONT></P>
<P><FONT face=宋体>而现在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西南联大离我们而去，西南联大只能成为我们的一个记忆、一个遥远的绝响。</FONT></P>
<P><FONT face=宋体><o:p></o:p></FONT></P>
<P><o:p><FONT face="Times New Roman"></FONT></o:p></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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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21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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